稻菽按：
今年三月，美国加州法院作出判决，规定要在草甘膦除草剂上贴上致癌标签。同期，来自包括GM Watch,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PAN）Europe等反转组织组成的民间团体"全球2000 (Global 2000)＂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本文为报告的导言部分)，揭露了孟山都等农药厂商，如何不择手段，歪曲实验报告、资助评估项目，以及在各大监管机构安插耳目，从而得以重新获得欧盟对草甘膦的许可。
其实，按照欧州２００９年修订的农药法中"危害排除原则"，只要在至少两项独立的动物实验中发现农药的致癌性，就必须禁止对该农药授予许可。而世卫组织下属机构IARC，已经在至少四项产业内部的研究中找到草甘膦致癌的证据，因此在2015年把草甘膦列为2A级（可能致癌物）。可是农药厂商串通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等机构，混淆"危害"与"风险"的概念，企图掩盖实验的致癌结果。另外，早在1985年，美国环保署已经把草甘膦定为C级(可能致癌物)，可是"孟山都生物危害委员会"修改实验结果，声称对照组的小白鼠也有肿瘤。尽管环保署委派的专家并没有找到对照组患癌的证据，却不得不在1988年，把草甘膦的评级降为D级(致癌性不确定)。
我们看到，以孟山都为首的农药产业，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可以篡改实验结果，并左右监管机构的决策。报告呼吁监管机构应该停止使用农药产商提供的内部实验数据，而改用独立科学家经过同行评议所公开发表的文献。同时，考虑到草甘膦已被明确证明为致癌物，应该在全球禁绝使用。
正文
2009年欧洲推行了一项农药法，这条法规威胁到了全球最广泛使用杀虫剂——草甘膦的生存。农药产业采取行动以规避禁令。本报告以此为背景揭露个中内幕。
2012年草甘膦除草剂生产商必须重新向欧盟申请活性成分草甘膦的许可。本报告第一章讲述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2009年农药法规定，农药的活性成分如可能致癌、破坏DNA或者对生殖系统有毒害，则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这是遵循众所周知的"危害排除原则(hazard-based approach)"。这意味着，如果农药有上述副作用的话，原则上应必须予以禁止。该法规考虑的是化学品自身成分的重要特性，而不是从风险的角度出发。后一种原则也称"基于风险的原则(risk-based approach)", 它衡量的是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暴露于农药所面临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往往是难以预测的。该原则认为，若农药使用得当，人们会暴露在"安全"剂量的环境下。然而，2009年的农药法并不允许"基于风险的原则"考虑。
这条新法规给孟山都及其他生产或销售草甘膦的公司带来了难题，因为农药行业内部的动物研究就已经揭露了草甘膦的致癌性，研究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并与剂量有正相关性。
此外，2009年的法规也造成了行业的另一问题。过去，农药活性成分的监管性评估主要基于行业自身资助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以商业机密为由不公开数据，不让公众和独立科学家知情。然而，欧盟法规第一次规定，农业行业向监管部门申请许可时，提交的文件必须包括经同行评审、公开发表的科学文献。
对于众多农药公司而言，其面临的挑战在于，尽管行业研究普遍得出结论，认为合理使用草甘膦是安全的，许多独立研究却揭示相反的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公开发表、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已揭露草甘膦及其商业配方的危害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行业研究表明草甘膦并没有基因毒性（对DNA的破坏性），大部分独立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公布了一项裁决：草甘膦可能对人类致癌，并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具有基因毒性。这一消息给草甘膦产业带来了当头一棒。草甘膦产品在全球有很好的商业前景，预计到2021年其市值有望超过100亿美元。自然而然该行业不得不使出花招来挽救这一化学品。
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不利因素，孟山都与其他草甘膦公司开始资助学者撰写科学评估文章，并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以证明草甘膦及其商业配方对健康无害。
2016年，一份同行评审的期刊发表了一系列评估文章，作出了对草甘膦安全性有利的结论（我们称之为"天祥集团论文 Intertek papers"）。该系列论文的作者是"草甘膦专家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孟山都委托的商业咨询公司天祥集团发起。孟山都曾向天祥集团支付经费，用以组织并推动委员会的工作。具体而言，天祥集团论文声明其特定的目标是反对IARC对于草甘膦的评估判断。这些论文得出一致结论。认为人体所摄入的草甘膦并不会损害基因物质，也不会引发癌症。
在第二章我们指出了天祥集团论文以及其他由产业赞助支持的草甘膦健康风险评估文章的九大科学谬误。具体说来，这些论文使用多种手段，如故意省略删节以及加入不相关数据等，以混淆视听，从而歪曲草甘膦危害性的科学证据。
最为重要的是，虽然这些作者声称运用"证据权重法(weight of evidence)"来评估草甘膦是否具有致癌性，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采用此方法。
证据权重法针对不同方面的证据进行全面分析，包括：
• 动物研究
• 人类流行病学数据
• 致癌的可能机制
要证明草甘膦的致癌性，就需要不同方面的证据进行交叉分析。例如，有对三只小白鼠进行的试验发现，恶性淋巴肿瘤的发病率显著增加。这一结论为人类暴露于草甘膦而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提供了例证。最后，癌症发生的可能机制由基因毒性和氧化应激试验证明。因此，人体、动物和致癌机制三方面的证据是相辅相成的。
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的三方面都存在证据。综合考虑这三方面证据自然而然地就得出了草甘膦致癌的结论。然而，这些孟山都支持的作者却只孤立地考虑单一因子，他们使用谬误的论断，隐瞒或扭曲事实，得出结论说草甘膦并不具有致癌性。
天祥集团论文中提到的一个事件并没有如实地报道。该事件发生于1985年，当时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将草甘膦列为一种可能的人类致癌物。环境局的这项裁定基于孟山都提交的一项罕见的小白鼠肾脏肿瘤研究，结果是显著并与剂量正相关的。但是后来一个名为马尔文·库什那(Marvin Kuschner) 的顾问病理学家——据报道他是"孟山都生物危害委员会"成员——对这些数据进行重新评估，他声称在对照组的一只小白鼠体内也发现了肿瘤（该小白鼠没有投喂草甘膦），进而排除了统计学上这类肿瘤在摄入草甘膦的动物体内发生率显著增加的相关性。这一发现，一经证实，将会开脱草甘膦引起肾脏癌变的罪名。
环保署派病理专家重新检查该小白鼠的肾脏原始试验样本及肾脏其他部位的样本，但没有发现所谓的新肿瘤。然而，四名由孟山都委托的顾问都表示他们能够确定库什那发现的新肿瘤。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之后，1988年环保署将草甘膦从C级（人类可能致癌物）降至D级（致癌性不确定）。
除了天祥集团论文是在孟山都的资助下完成之外，该论文和其他类似的由产业赞助或支持的评估，其作者都与农药和化工产业有着利益牵连。这一点将在第三章中阐述。"草甘膦专家小组"的16名成员中，就有12名是孟山都的顾问或直接雇员，其他成员与产业或者产业相关的组织有不同程度的利益牵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fe Sciences Institute, ILSI)，这个组织的赞助方是一些生产或者销售草甘膦产品的公司，包括孟山都、陶氏化工、和巴斯夫。这些利益牵连常常都没有向公众与媒体声明。
在所有的专家小组中，我们发现只有一名成员，除参与到天祥集团论文之外，再没有其它任何利益牵连。尽管如此，草甘膦专家小组的成员们都声称天祥集团论文是独立完成的。
草甘膦不会致癌，这一论断被以下监管机构用于支持他们的论断。这些机构包括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农药残留联席会议(JMPR)，以及美国环保署(EPA)。
然而，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和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评估存在根本性科学缺陷，而农药残留联席会议的结论也因严重缺乏透明性与科学清晰度而站不住脚，这将在第四章详细论述。
以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的评估报告为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审查德国研究所已评估的同样四项研究（两组小鼠和两组大鼠）时发现了"充分"证据，证明草甘膦致癌。可是之前德国研究所并未发现致癌性的证据。随后，该研究所不得不重新再审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发现结果。由此，德方被迫承认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关于肿瘤在统计上有显著性的结论。另外，在其它三项行业组织的小鼠研究中，德国研究所不得不承认此前所忽视的统计显著性与剂量正相关性。对于此严重的错误，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解释说，"一开始"，它的结论是来自(草甘膦生产商)所提供的报告中所引用的统计评估数据。
德国研究所的失职成为爆炸性新闻，因为欧盟农药法规定，基于危害排除原则，一旦在至少的两项独立动物实验中发现农药的致癌性，就要禁止对该农药的活性成分授予许可。
此外，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不断地混淆"危害"与"风险"这两个概念，此举明显是蓄意而为之。我们推断，这是为了让大家从农药法的危害排除原则转移视线。根据该原则，既然在大鼠和小鼠的行业癌症研究中已发现致癌性，就应该对草甘膦颁布禁令。
有关草甘膦的全部证据——动物研究、人类流行病数据、和癌症致病机理——为草甘膦的致癌性提供了充分证明。但是，与天祥集团论文如出一辙的是，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也没有把所有证据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而是将不同方面的证据割裂开来，逐一否定，最后再把单一证据视为单独的随机结果而舍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草甘膦不应该被列入致癌等级。
与这些科学性漏洞相关的是，监管机构与专家小组因利益纠葛，在撰写草甘膦安全报告时采用了妥协的结论，这在第五章有详细叙述。比如，90年代同一批在德国参与欧盟草甘膦评估的人员又再一次参与到这次重新评估中。有些人在承担国家级机构草甘膦评估的任务后，又以不同的头衔在欧盟和国际组织中重新评估他们自己之前所下的定论。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如果评估人员个人被任命审查他们自己先前作出的评估结果，他们不可能会承认错误，尤其是对于重新批准草甘膦这种具政治和经济敏感性的事件。
一些为监管机关和专家小组重新评估草甘膦的人员也与产业有利益牵连。比如，针对草甘膦的农药残留联席会议的主席艾伦·博比斯(Alan Boobis)，曾任欧洲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2012年，是孟山都重新申请草甘膦许可的那一年，当时，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收取了孟山都捐赠的50万美金 (34.4234万欧元)以及行业协会"国际作物生命协会(Croplife International)" 资助的52.85万美元捐款。该行业协会由孟山都、陶氏化工、先正达和其他的化工集团组成。联席会议的副主席安杰·罗 莫瑞多(Angelo Moretto)教授是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健康与环境科学研究所以及"风险21"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博比斯也是后者的联合主席。
而美国环境保护署即将发布的草甘膦报告—尽管许多人认为该报告会对草甘膦进行洗白—也饱受争议。近日，因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而患癌的农民把孟山都告上了法庭。在他们提交的法庭证据当中，我们看到马丽昂·科普里(Marion Copley)，一位曾多年在环保署供职的病理学家，指证前环保署高级官员杰士·罗兰（Jess Rowland）收受孟山都贿赂，否定草甘膦的致癌性，以保护该公司利益。科普里曾致信罗兰，提到动物研究已经 "可以基本确定草甘膦的致癌性"。罗兰于2016年从环保署离职，事情发生在该机构偏袒草甘膦的报告发布不久以后。
由此可见，那些为草甘膦及其配方产品辩护，否定草甘膦致癌和破坏DNA的机构和个人，其言说缺乏科学依据。因为他们卷入巨大的利益纠葛，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鉴于我们的发现，我们建议应对那些有利益牵连的机构和个人对草甘膦及其配方作出的评估予以搁置。如果那些机构和个人希望再把这些错漏百出的结论拿出来讨论，他们必需公开地回应这份报告所点出的科学疑点与证据。考虑到公开透明性，他们应该只使用已公开发表的研究。同时，从防范预警的角度出发，草甘膦应被逐步淘汰。欧盟如果继续给草甘膦授予许可，将会引发不为公众接受的癌症风险。不过，如果我们正确地依法监管并尊重科学的客观性，这些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