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被“奴役”的过程

 

这是关于你被奴役的故事,它是怎样开始的?你又是怎样最终获得自由?


 就像所有动物一样,人类也想要支配和夺取在他们身边的资源。最早的时候我们几乎吃住都远离地面,但后来一些奇异的,也是可怕的想法在我们脑中浮现。我们变得与其它动物不同,意识到死亡的恐惧感,以及对于未来的迷茫。这是巨大悲剧的开始,但也造就了更多的可能。要知道,当我们变得害怕死亡、伤痛和禁锢,我们就变得容易控制,变得有利用价值,一种其它资源无法替代的价值。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资源,并非自然资源、工具、动物或土地,不是被其他人类控制的资源。由于动物害怕痛楚,你可以暂时以此吓唬它们,但你不能以将来的失去自由、折磨或囚禁来要挟它们,因为它们并没有多少关于”明天”的概念。你无法以折磨来威胁一头牛或以死来威逼一只羊,你无法在果树前挥舞长剑大声斥骂来使其结出更多的果实,或在麦田前举着火把期望更多的麦谷,你也无法通过威胁一只鸡来获取更多的鸡蛋。但你能通过威胁人来达到这个目的!


“人类圈养”,可以说在历史上是高回报也是灾难性的勾当,而这种行为现在正在达到其破坏的巅峰。理性理解人类社会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把它看做一座座人贩子们以人作为畜生的牧场。有一些人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政府提供医疗保健、自来水、教育和公路,他们也许还会想像这是某种”恩惠”,而现实总是如此残酷。牧场主也给他们的”牲畜”提供”医疗保健”、”冲洗”、以及”训练”。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自由,更是寄望于我们的政府会”保护”我们的自由,然而农夫也会给谷物一定的空间来生长,也会给特定的牲畜更大的活动空间,如果这只是一种使它们产出更多的肉和奶的方法。


在你的国家,你的”赋税农场”,你的农场主满足你一定的自主权,并不意味着他关心你的自由,而只是想提高他的利润罢了。你现在开始发现禁锢你一生的牢笼的实质了吗?


 圈养人类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出现在古埃及的第一个时期的方式是直接而残忍的压迫,人们的身体被控制,但人们思想的创造力得以在鞭挞、烙印与镣铐中保存,奴隶们在悲惨中保持着低积极性,并需要巨大的人力来控制他们。第二个时期的方式是”罗马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奴隶的活动空间、独创性以及创造力得到一定的满足,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也增加了罗马的财富,并附带增加了罗马政府的税收,这些额外的财富是罗马成为一个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后来罗马摧毁了作为其力量来源的经济自由,也最终毁灭了自己。历史总会重演,罗马分裂后,封建制度引入了”牲畜所有权”,以及赋税制。农民不再被奴役,他们可以在耕地上种植,只要他们向当地领主付清租金。这个模式最终由于耕地的不断分划而瓦解,并在圈地运动中被彻底颠覆。土地所有权被重新集中,千百万人被迫放弃祖先留下的田地,因为新的耕种技术使得即使雇佣更少的农夫,也能让大型农场更加高效地生产。中世纪晚期不断提高的生长力满足了城镇及城市的扩张所带来的粮食的额外需求,也依次推动了现代民主进程,或者说一种奴役人们的新方式。被技术取代的农夫涌进城市,为悄然兴起的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本。而后统治阶层很快意识到,让他们的”牲畜”自主选择职业,反而能带来更多利益。在民主制度下直接的奴隶制被”黑手党”模式所取代。黑手党很少直接拥有产业,而是每月一次派暴徒,从企业家手中索取财富。你现在被允许选择自己的职业,这提高了你的劳动积极性,也同样增加了你付给你的主人的赋税。你那一点点自由之所以能得以保全,只因为这符合你主人的利益。


民主模式的最大挑战,是随着财富和自由程度的增加,农夫们的危机正日益显现。统治阶层终于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的资本和人力市场中获利。但随着他们的”牲畜”愈加习惯于他们的自由与日益增长的财富,他们开始奇怪为什么需要所谓的”统治者”?恩,圈养人类可不简单。保持赋税牲畜安稳地在统治阶层的控制之中的方法,是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是通过政府教育体系,向年轻人灌输思想。随着民主国家财富的增长,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学校纷纷建立,来控制思想–也就是牲畜的灵魂。第二步是通过放权给部分”牲畜”,来有意制造人民内部矛盾。如今已很难直接通过武力来控制人民,能实现武力压迫的地方都还处于极其落后的阶段,比方说北朝鲜。人类无法在直接囚禁之下顺利繁衍或高效工作,然而,如果人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那么他们会为他们的”农夫”产出更多。而让牲畜们迷失在自由的幻像中的最好方法,就是付给他们中的某些人工资。这些依附于现行阶层制度的”奶牛”,将会攻击其他指出奴役人民是残暴、虚伪以及不人道的”奶牛”。所谓自由其实就是奴役,奴役就是自由。一旦有人试图揭露”奶牛”们的真实状况,如果你每次都能让他们内斗,那么你就没必要再直接控制他们了。这些依赖于”农夫”一点赏赐的”奶牛”,会强烈反对任何怀疑奴役人民必要性的论调。而知识分子阶层,总是永远依附于”农夫”,会尽力忽悠想从奴役中获取自由的人们–“你会伤害你的同伴们”。政府将暴力体系破坏性的道德责任转移到那些想要真正自由的人们身上,以此来圈养”牲畜”。第三步是不断加强外部压力来迫使牲畜依附于农夫的保护。


如今这个奴役体系已濒临崩溃。现代西方的经济体系的巨大悲剧的发生不是别的,而正是由于过去的自由经济政策。19世纪西方财富的激增归功于经济自由,而财富的增加又支撑着整个国家的命脉。每当牲畜的生产效率成指数增长,”农夫”的数量就相应的增加,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依附者。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总是和它经济自由的程度成比例,经济自由创造财富,而财富吸引了更多”小偷”和政治”寄生虫”,他们的贪婪反过来会摧毁经济自由。换句话说,自由转移了国家的癌细胞,政府总是能迅速发展壮大。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真正自由和平的社会,没有其它可行和可靠的选择,它只能是一个没有政治领导的社会,没有奴役,没有强制性的税法和中央集权。达到真正的自由,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我们不敢正视我们的被奴役,因为这样直接揭伤疤实在太痛苦,我们在我们濒临崩溃的体系中强撑,因为我们害怕同类的攻击,但这样我们只能被囚禁在我们不愿正视的牢笼里。


醒醒吧!只有正视我们的”人类农场”,才有希望逃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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